其次，说到我们的负担政策。我们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上面所说的“存粮存款不负担”等法令，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除了一贯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和严惩贪污(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处死刑)之外，还实行了连续两次的精兵简政，1943年度公粮比1942年度减少了16%—17%，这是实际的效果。历史上最大的病政之一，是村款的浩大。我们很早就实行了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规定村无派款权，改革了这个病政。边区临时参议会通过的统一累进税办法，将于今年在太行区实行，这更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负担面有了扩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规定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80%的政策。统一累进税实行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胁生产热忱。

再次，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为了便利对敌斗争，我们把税收和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对敌斗争容易得到胜利。我们禁绝了一切奢侈品，限制了非必需品的输入，同时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如药材、草帽等等的输出，以换取外来的物资。为此，我们组织了带群众性的缉私工作，给缉私者以较高的奖励，严惩舞弊营私。组织商人参加对敌经济斗争，甚为重要，所以，对敌贸易不能采取政府统制一切的办法，而是管理的办法。对内尤不能垄断，而应采取贸易自由的办法。对于商人的投机行为，则利用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压抑。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太行太岳物价之低，在很长—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今年灾荒的克服，我们实行的粮食调剂和棉布交易起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同志也曾发生过错误，比如一个时期曾打断对外的交易，开始时对商人的作用认识不够，以及对内的合作社统制思想，都停滞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有，在对外贸易中，组织了过多物资的输出，忽视了掌握物资以与敌人斗争的重要，也一度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而工商管理部门，热心于贸易投机，忽视了生产合作事业的发展，忽视了一点一滴地去开发输出的物资(如发动人民挖药材，收买猪鬃等)，都是很大的毛病。这些，是我们纠正过了或正在纠正的问题。

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我们不断的对敌占区政治攻势以及适时地利用物资，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不能因此对伪币作出过低的估计，过分地估计了它的动摇程度，而做出冒险的或失当的处置。

最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我们采取了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敌人掠夺粮食，我们就帮助人民采取武装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击敌人的抢粮计划；敌人要抓丁，我们就组织壮丁逃跑，并与人民共同打散集合的壮丁。诸如此类的斗争，几年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没有这样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敌占区同胞的惨状不知变成如何的程度了。

这些就是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简略介绍。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些什么经验呢?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的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今后斗争更加残酷，抗战胜利还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是为着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服务，把三者密切的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方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