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模范贯彻执行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保卫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安全，成为抗战稳固的后方基地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试验区，成为当时全国最文明、最进步的地区之一，被誉为“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党的建设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保证。从1937年9月庆环分区成立，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陇东地方党的组织几经变迁，经历了庆环分区党委、中共陇东特委、中共陇东分区特委会、中共陇东地委等数个阶段，先后隶属中共中央、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等，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陇东地方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巩固和加强党的建设，促使党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领导和组织陇东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设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坚强领导核心。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庆环分区成立后，分区党委下辖6个县委、27个区委、133个乡支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大批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党员队伍有了较大发展。到1938年7月，陇东地区的党员发展到3741名，其中有一大批抗日团体的骨干、积极分子、爱国青年，都是经过党组织培养教育后吸收的。1939年上半年，在与国民党的磨擦中，党组织发展受到限制，党员数量减少。1939年8月后，庆环分区针对当时的形势，着力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积极、主动开展民运工作，秘密发展党员，保存了党的力量。1939年陇东统战区有党员2900余人，其中庆阳500人，镇原1200人，合水400人，西峰400人，宁县200人，新区工委90余人。1940年上半年，陇东局势缓和之后，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发展，党员队伍逐渐壮大。同年11月统计，陇东分区党员发展到5844人，其中男5736人、女108人；工人208人，雇农435人，贫农4210人，中农805人，知识分子94人，富农80人，地主10人，商人1人，士兵1人。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革命形势的好转，党的组织得到普遍发展。在根据地农村，普遍以乡为单位建立了党支部；在机关、单位、学校，有3名党员以上的地方，都建立了党支部。有些地方党支部还设了党小组。同时，根据当时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薄弱环节，中共陇东地委就如何搞好机关支部建设进行研究讨论，作出具体规定。1945年7月，中共陇东地委作出《关于加强党务工作的决议案》，确定了发展党员的目标、任务、对象，提出在没有党员或党员少的地方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要求。发展对象主要是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青年、参加“三三制”政权的优秀分子。老区主要在中农和富裕农民中发展，新区主要在佃、雇、贫农中发展。发展的方法是一般经过个别谈话、小组和支委会讨论通过，区委批准。1945年，陇东分区共发展党员568名，党的队伍得到充实和发展。

经济建设是巩固根据地的重要一环。全民族抗战时期，陇东抗日根据地的农业、工业、商贸业都得到长足发展，改善了军民生活，巩固发展了后方，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1943年4月，三八五旅七七○团1000多人，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华带领下，进入荒无人烟的大、小凤川屯垦。经过两年艰苦努力，三八五旅七七○团共垦荒3.4万亩，生产粮食数千石，修建营房400多间，架设“七七桥”一座，修筑公路50多里，同时利用大、小凤川一带的森林资源，办起了山货加工等作坊10余处，开展木材加工、山货编织、酿酒、采蜜、烧木炭、割漆、熏香等多种副业生产。部队还养牛、羊、猪、鸡、兔等，不仅解决了肉食供应，还用皮毛制作了不少被服，使昔日荒凉的大、小凤川变成了米粮川。

为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穿衣问题，陇东分区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种植业，组织群众种植棉花。1942年，全分区共种植棉花740多亩，收获皮棉7400余斤。1943年，分区各县都种植棉花，仅庆阳县就种植棉花1100亩。1944年，全分区棉花种植发展到3万亩，收棉约15万公斤。同时，各级政府还动员妇女开展纺线织布的竞赛活动。1943年，庆阳、合水、镇原3县妇女纺线1.16万公斤，织土布10.8万米。1944年，全区有纺织妇女1.4万人，当年织布5.6万余匹（一匹为4.2丈），大大缓解了布匹紧缺的困难。

陇东地方党组织带领根据地军民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相继办起了纺织、造纸、被服、制革、印刷、卷烟、酿酒、油坊、染坊、化工、农具等一批初具规模的军、民用产品加工厂，产品除保证根据地内的军需民用外，还有部分外销。到1941年，陇东根据地由各县政府直接经营的公营工厂达到17个。主要有纺织厂、造纸厂、火柴厂、卷烟厂、肥皂厂、制毡厂、毛毯厂等，基本满足了军需民用。到1945年底，陇东分区公营工厂达到28个，有职工1000余人。公营工业成为陇东根据地地方工业的骨干。

为了推动全区贸易事业的发展，陇东分区在西华池、赤城、驿马关、孟坝、三岔、苦水掌、长舌头、湘乐等处关隘乡镇设立了8处对外贸易口岸，1941年6月，陇东贸易分局成立，先后在西华池、曲子、驿马关等地设立贸易站，积极开展商贸活动，使根据地内的市场繁荣。1944年1月至11月，总计从国统区输入布匹450514匹、棉花1122075斤，以及纸张、药品、日用百货等；从边区销往国统区的食盐19996435斤，牲畜和羊52256头（只），以及皮毛、甘草等土产。

陇东分区民主普选现场。

陇东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陇东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教育事业特别是以小学教育为主体的学校教育蓬勃发展起来。到1940年，陇东分区环县、曲子、华池、庆阳、合水、镇原6县共有学校278所，其中完全小学11所，模范小学18所，普通小学190所，女子小学9所，私学50所。各学校都采用边区教育厅编印的教材，运用形式多样的方法开展教学活动。到1945年，陇东分区共新建民办小学160所、私学88所，占学校总数的89.2%，在校学生达到5172名。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的中等学校除了陇东中学外，鲁迅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关中师范）、陕北公学新正分校等中等学校也在陇东根据地的新正、新宁办过学，其办学时间虽短，仍为边区培养了一批小学教员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更为后来陇东发展中等学校教育提供了初步经验。

在开展社会教育中，陇东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还配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冬学、夜校、识字组、民教馆等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到1940年底，陇东分区6县及新正、新宁县相继创办了民众教育馆、俱乐部以及剧团等社教组织，共办冬学80处，学员1334人；夜校239处，学员3182人；识字班374个，学员2390人；半日校62个，学员1124人。

在此期间，延安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陇东挖掘素材，创作了小说、诗歌、戏剧、通讯等许多载入文学史册的优秀作品。《刘巧儿抗婚》故事轰动了陕甘宁边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诞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陇东民歌，被誉为“黄土歌魂”。在数以万计的红色艺术经典歌曲中，从陇东分区革命沃土中诞生并迅速唱红陕甘宁边区、响彻中华大地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绣金匾》三首民歌，对于宣传革命、瓦解敌人起了巨大的作用，成为经典之作，至今传唱不衰。同时，也涌现出了孙万福、汪庭有、刘志仁等一批民间歌手和农民诗人。陇东社火中的云朵儿（又名地飘儿），在20世纪50年代经著名舞蹈家陈爱莲提炼加工，改编成为轰动国内外的《荷花舞》。

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对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首当其冲。陇东根据地作为陕甘宁边区一块可靠、巩固的大后方，一边加强自身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民主政权，一边发展生产，踊跃支前，为抗日前线提供了大批物资，使陇东成为特定时期重要的物资供给基地，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全民族抗战时期，根据地广大妇女共做军鞋20多万双、袜子5万双，纺线6000多斤，织布8万多丈，捐粮20多万斤，捐猪、羊、鸡5000多只（头），柴草20万斤，以及蔬菜等物，有效地改善了部队的食宿与给养，支持了抗战事业。

陇东根据地人民还按照边区政府战时动员法令和规定，积极参加战勤服务。1939年，环县出动牲口500头为八路军部队运送被服。1941年至1943年，新正县先后组织投入人工9997个，出动担架463副，大车1025辆、驮畜5134头，为八路军部队转送伤员，运送粮草物资，并派民夫12020人次修筑工事。仅在1942年，环县动员民夫14617人次，支援八路军修筑工事，抽调牲畜703头，转送军粮军火等抗战物资。从1943年至1945年，华池县共组织出动人工193886个，畜力58150个，运输粮食12404石，饲料296229公斤，以保障抗战前线对军需物资的需要。

同时，陇东根据地还把大批农民组织成自卫军。1937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抗日自卫军条例》，12月，庆环分区扩大自卫军11629人，编为80个连，231个排，863个班，活动于各县、区、乡，成为配合留守部队对敌斗争，保卫陕甘宁边区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各级党政组织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团结抗战、巩固后方，发展经济、支援前线，成为建设陕甘宁边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示范区，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区和陕甘宁边区主要的后勤保障基地，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其历史功绩彪炳史册。